常乾坤
常乾坤
于祯 吴秋奎
常乾坤，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最早的飞行员之一，曾任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他在航空理论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是著名的航空专家和航空教育家。他精通俄文，懂英文、日文和德文，曾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首席俄语翻译。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人民空军的创建工作，在空军的军事训练、院校建设、科学研究、武器装备及民航事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一）
常乾坤1904年7月，出生在山西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家有几十亩山地，有十五六口人生活，虽不等米下炊，也不算富裕。常乾坤七岁入私塾。他聪颖好学，七八年功夫读完了四书、诗经、书经、易经、幼学、小学古文释义等书；还读了不少古文和诗赋之类的书籍。
辛亥革命后，垣曲县成立了高级小学校。常乾坤想进县城高小念书，并通过考试被学校录取，但由于他父亲和家人的坚决反对，结果没有去成。常乾坤并不甘心。第二年（1919年）,他又以第五名的成绩考进县城高小，在外祖父的赞助下，终于入学读书。常乾坤在县城高小坚持读了三年，毕业后因无钱上中学，便到省城太原，想考太原师范，这样既可达到继续求学的目的，而经济负担又不太重。正在这时，他得知晋军的学兵团招生。学兵团学制四年，开始有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然后为正兵，其余同普通中学教育差不多。更重要的是学兵团不仅不交学费，而且每月发6块大洋，除伙食和其它扣除外，尚余2元多可供零用。考虑到这一切，常乾坤于1922年正式进入晋军学兵团。晋军学兵团，也叫讲武堂，实际上是阎锡山的初级军官学校。后又改名为斌业中学，是取"文"、"武"二字合一，以表示这所中学是文武兼备的意思。该校除设中学课程外，还设有军事操练和军事教育。常乾坤在这里读书、受训四年，收获颇丰，既取得了中学知识，又接受了军事教育，丰富了自己的社会常识，了解了一些国家大事。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想慢慢传入太原。常乾坤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和报刊，先后阅读过《觉悟》杂志、《新青年》杂志，以及鲁迅的《呐喊》、《狂人日记》等等，思想上逐渐起了变化，开始思考走向革命的道路问题。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大中城市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热潮，太原城也沸腾起来了，以学生为主体，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开展募捐、救济死难烈士家属、追悼"五卅"烈士等活动。常乾坤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并从斗争中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他向往当时被称为革命摇篮的广州。1925年6月，常乾坤同共产党员范洪亮、曹汝谦等到了广州。
常乾坤到广州后，恰逢黄埔军校第三期招生。他义无返顾地投考黄埔军校，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分配在炮兵队学习。由于常乾坤在晋军学兵团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技术，加上他勤奋学习，成绩优秀。他在政治上积极靠拢共产党，受到了军校中共组织的重视和培养。1925年7月，常乾坤由范洪亮、曹汝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参加党的组织生活，阅读《向导》周报、《新青年》等刊物，思想进步很快。
黄埔军校设置的课程，主要有军事、政治两大类。常乾坤由于学了几年军事课，基础较好，军事课学起来不大费力。他最感兴趣的是军校的政治课和历史课。这些课程主要有：三民主义、中国国民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简史等。这些课大都由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等讲授。当时既无书本，也无讲义，学生要做课堂笔记。常乾坤学得认真，理解得也好，经常受表扬。他的理想是毕业后到部队去，作一名政治工作者。
1926年1月，常乾坤从黄埔军校毕业。
（二）
1926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招生，常乾坤得到中共组织的同意，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航校。这所学校是1924年7月由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在广州建立的，开始称为军事飞机学校。苏联援助航校飞机，派出教官，供应教材；学生来源主要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遴选。
常乾坤在军事飞机学校几个月，接触了当代最新科学知识。他学习刻苦认真，对航空理论理解较快，飞行技术也好，比较早地放了单飞。那时他们驾驶的飞机连座舱盖都没有，飞行员几乎是站着操纵飞机，强劲的气流夹着发动机的废气扑面吹来，飞行一次非常艰难；飞机落地，满面油污，大家相视而笑。常乾坤在航校担任区队长，党内担任小组长，表现积极热情，不仅自己学得好，又能主动辅导和帮助别人，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1926年6月，常乾坤作为广东军事飞机学校的飞行学员，由国民政府派出，赴苏联继续学习航空。这次派出的学员共12人，其中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峰（越南人）、金震一（朝鲜人）5人系中共党员。他们从上海乘船至海参崴，又改乘火车抵莫斯科。
常乾坤初到苏联进的是航空理论学校，集中学习和研究飞行原理，同时也广泛涉猎数学、物理学及电学知识，尤其对空气动力学钻得较深，取得了优异成绩。一年后，常乾坤又进入苏联空军的飞行与领航学校，系统地学习与研究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航空知识。
1930年1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担任中尉领航员，后升任准校领航主任。在航空队，他认真对待每一次飞行，细心地体会分析飞行中发生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很大提高。他每次飞行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一直保持了优异的训练成绩，曾受到苏联空军的奖金奖励。
为了进一步全面掌握航空理论知识，常乾坤于1932年12月，又考入苏联航空工程最高学府﹣﹣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航空工程系。他潜心学习和研究飞机发动机原理、构造、设计等航空工程理论，还深入到飞机和发动机工厂去实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良好成绩。毕业设计时，他成功地设计了一架侦察飞机和一台航空发动机，受到了好评，获得航空工程师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务。
常乾坤在苏联学习航空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学后回国为党的航空事业，为中国人民空军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极为关心，经常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了解国内的情况，并从苏联报刊上找寻有关中国的消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每次反"围剿"的胜利，对于红军转危为安，胜利突围，完成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都感到欢欣鼓舞。
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引起了常乾坤的极大愤怒。他认为自己的学业基本完成，应当回国参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他到共产国际找中共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答复是：抗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中间也许会有曲折，要他继续学习，安心等待。常乾坤表示："既然目前不能回国，倘若时机许可，请一定告诉我，我随时准备着。"此后，他又向任弼时要求过两次。1938年3月，任弼时通知他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常乾坤没有来得及参加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于1938年9月初踏上归国的征途，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此前，在迪化已有红军西路军的一批干部，借用盛世才的装备，进行特种兵训练的"新兵营"；中共组织由"新兵营"选调43名党员，其中25名进入新疆航空队飞行班第3期学习飞行，18名进入机械班第2期学机械。常乾坤等到后，组织上安排他们暂留迪化，力争进入新疆航空队当教官。中共中央的代表邓发要求他们做好准备，一旦交涉成功，就可马上开始工作。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是个多疑善变的政客，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他不同意常乾坤等进入航空队任教，原来打算开办的第4期飞行班也不再招共产党的学员了，致使中共从延安派来准备学飞行的同志失掉了进飞行班学习的机会。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在迪化办一个航空理论训练班，集训原准备进航空队第4期学飞行的同志。训练班由常乾坤讲飞行原理，王弼讲机械原理，学员有吴元任、林征、任平、郑德以及从苏联回来的刘风、王涟、王天、李风、王春、王占山等人。常乾坤一边给航空理论训练班讲课、辅导，一边翻译资料，编写教材。他先后编译了《飞行原理》、《空中射击学》和《空中领航学》等教材。常乾坤讲课生动风趣，深入浅出，一些比较高深的理论，经过他的解释，学员都能明白和理解。
进入盛世才办的航空队第3期学习飞行的25名中共党员都是红军干部，政治素质高，但文化水平较低，个别的是初中文化程度，一般只有小学程度，有的还未念过书，是在红军部队学习识字的。他们在学习中遇到不少困难，对一些飞行原理搞不清。党组织安排这些同志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回到党代表办事处，由常乾坤、王弼等给他们讲辅导课，解答疑难问题。由于常乾坤、王弼等的精心辅导，加上他们的刻苦钻研和勤学苦练。结果，这25名党员中，飞出了24名，只淘汰1人，比前两期学员的淘汰率都低。
“新兵营”有一个特科大队，实际上就是炮兵大队。学习炮兵技术和战术。教官是苏联人，原来由一位俄罗斯人当翻译，因为他不是军人，更不懂炮兵，翻译起来很费劲，学员也听不懂。后来这个翻译工作就由常乾坤来担任。因为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学过炮兵，对于炮兵的技术和战术都有一定的了解，翻译的效果特别好，而且能够按照教官的授课给大家进行辅导。原炮兵司令员宋承志回忆说："常乾坤同志给我们当翻译，使我们学炮兵受益不小。他没来之前学习很困难。常乾坤同志既懂炮兵技术，也懂炮兵战术。他平易近人，经常跟我们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去找他，不论什么时间去，他都耐心解答，我非常感激他啊"。
常乾坤在迪化这段时间，除了完成讲课、辅导和翻译工作外，还抓紧研究航空理论和编译书籍。开始时，他手头资料很少，俄文材料也不多，学习与研究都受到影响。后来，组织上从苏联搞来一批航空书籍，他如获至宝，拼命地阅读与研究。他在迪化编译的这批航空理论书籍，后来已正式出版，并在东北老航校的教学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空军成立初期办的几所航校，也都普遍地使用了这批教材。
在迪化的两年多时间，常乾坤还阅读了不少政治理论书籍，其中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中国近代革命史、联共（布）党史等，进一步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
1940年12月，常乾坤、王弼等一行，奉命从新疆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办航空尚提不到议事日程，然而他们从长远着眼，还是向中共中央呈报一份建议，阐明现在虽然没有立即成立航空学校的可能，但航空干部的训练周期长，所需知识门类多，理论性强，必须早作准备，否则形势发展一旦需要就来不及了；建议先成立一所小型学校，集中百十名干部，学习航空理论、航空知识，准备革命形势发生大的变化之后，作为建设空军的骨干使用。毛泽东看过建议之后，认为此举颇有远见卓识。中央遂于1941年2月间着手筹备成立航空学校的工作。这所学校定名为工程学校，校址选在延安以北的安寨县。
1941年 3月6日，常乾坤被任命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他立即从延安搬到安塞，全身心地投入了建校筹备工作。3月，学员到了六七十名，其中有刘玉堤、吴元任、马杰三、龙定燎、林征等。常乾坤白天和学员们一起参加建校劳动，昨上抓紧时间备课。4月6日正式开始上课。按照计划，首先学习数学、物理学知识，并学习俄文，待学员有一定文化基础后，再开始学习航空理论。常乾坤除负责整个教务工作外，还亲自给学员讲代数和俄文。为适应形势的变化，1941年10月，上级决定将工程学校与抗大三分校合并编为军事学院，院长由朱德总司令兼任，叶剑英为副院长，郭化若为教育长。军事学院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为俄文工程队，二大队为工程和参谋队，三大队为炮兵队。常乾坤被任命为第一大队大队长，主持俄文教学工作。
1942年夏，军事学院迁往绥德。俄文学大队变成了总参谋部俄文学校。俄文学校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常乾坤给高级班讲课。当时教学条件差，一没有教科书，二没有现成的讲义，三学员没有字典可查。常乾坤就自编教材，认真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了搞好教学，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编译了《俄文文法》、《俄文会话读本》、《俄文常用词汇》等，作为学生的读物。10月，常乾坤被任命为军委编译局（四局）编译处处长，任务是主持军事条令的编译和俄文教学工作。
1944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调常乾坤到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任高级参谋、航空组副组长（组长是王弼）。常乾坤在总参的工作主要是外事联络，给首长当翻译，诸如迎来送往，接待外籍人士和专家等等。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工作努力，吃苦耐劳，成绩显著，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这段工作也极大地锻炼了他的组织计划能力、行政领导能力，熟悉了高层次的参谋业务，学到了许多属于战略决策方面的知识。常乾坤离开总参赴东北时，叶剑英对他的评价是："积极参与外事工作有成绩，很好地配合友人工作完成了任务，有领导能力。常乾坤同志搞了一二十年航空，在我党将来建设空军中可参加一定领导工作。"①
(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一天清早，叶剑英把常乾坤等找去，说：枣园有电话来，叫你们去，可能是商谈去东北的问题。听到这话，常乾坤等高兴得连早饭都顾不得吃，急忙赶往枣园。9点来钟，一位同志把常乾坤等带到任弼时的窑洞。见面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看怎么样？”
常乾坤等激动地说：“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这个光荣任务！”
“我们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是吗？”任弼时笑了笑，接着又说：“赤手空拳办航校，会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遇到问题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②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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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常乾坤档案。
②常乾坤：《第一所航空学校》,《星火燎原》第8集，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去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①。10月15日，常乾坤等一行20余人启程那天，周恩来前来送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②他们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常乾坤终于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到达东北，首先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报告了中央的决定。根据当时的局势发展，东北局又对建校的方针、原则和具体做法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确定在通化成立了航空总队，由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任总队长。2月初常乾坤到达通化后接任总队长工作。航空总队是航校诞生的前奏和雏形。在此基础上，于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老航校")。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东北局和"东总"讲话，并宣读了航校领导干部任职命令，常乾坤被任命为校长。
航校成立后，困难很多，首先是没有飞机和器材。常乾坤进行了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寻找器材，并亲自带领航校职工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除锦州、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有来得及抢运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
①常乾坤：《第一所航空学校》,《星火燎原》第8集，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②《东北老航校回忆文集》,1986年出版。
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北安等地，凡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常乾坤等人的足迹；甚至到机场附近的山沟、材镇，去寻找轮胎、仪表、铝皮垫子，寻找汽油、滑油。由于火车不通，汽车缺乏，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残破飞机和笨重器材运不回来，常乾坤等就动员群众用牛马大车运送，创造了用马车拉飞机的奇迹。经过常乾坤等多方面的努力，终于修理装配起各式日本飞机几十架，但都缺少零件。他们从各方面收集来的破旧零件中翻找，把一切能用的零件都派上了用场。
战争环境，敌人的骚扰不断。在通化装配好的飞机基本上就未能飞行，航校刚刚成立一个多月就开始大搬家。第一次搬家是向牡丹江转场。怎样转场？当时人们心中无数。为此，常乾坤决定，一面派飞机前往牡丹江侦察，一面派先遣队到牡丹江布置迎接飞机。经过全校同志群策群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当时比较安全的敦化、延吉等地。第二次是从牡丹江搬到东安。当时正值严冬季节，东安附近的机场遭到严重破坏，弹坑累累，营房、仓库等建筑都成残垣断壁，几乎连一栋完整能用的房子都没有。东安的冬天，风雪连天，风卷雪花，刮起"烟炮"，对面看不见人，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向这样严寒的地方转场，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航校抽出大部分人员先到东安抢修机场、营房和仓库，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在11月底转到了东安。
老航校成立之后，先后由通化至牡丹江、牡丹江至东安、再从东安转回牡丹江，最后到长春。每次转场几乎都遭到敌机的空袭，常乾坤等都勇敢沉着，巧妙地指挥部队安全转移。
为加快培养航空人才，常乾坤等采取了人民军队行之有效的互教互学，包教保学，重视教学实效，理论紧密结合实际，迅速把技术学到手的教学方法。教员、学员一起动手，把不能用的破飞机、发动机和仪表都搬进了教室。上课时教员讲一个机件，让大家看看实物，讲一个原理，给大家实际表演一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世界各国训练飞行员的常规都是三阶段﹣﹣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后飞高级教练机或战斗机。初级教练机航校有几架，但都是木头做的。由于长期在机场上风吹、雨淋、日晒，框架都朽了，蒙布也扯光了，加上几次长途转移，都已变了形，不能试飞，飞初级教练机的门被堵死了。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只有一些破旧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和几架日式战斗机。能否打破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三级教练法，越过初、中级两个阶段，直接飞高级教练机呢？这是一个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这样干，认为这是违反科学的；有的还说："想一步登天，只怕飞得高，摔得重！"常乾坤等在中共中央东北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支持和鼓励下，征求了学校广大干部和学员的意见。学员们坚决回答："我们愿冒任何风险！上高级教练机，怕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常乾坤等校领导经过分析研究和反复思考，最后果断决定，"三步并成一步走"。他们一面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一面采取了加强地面准备，增长带飞时间，改进训练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在保证飞行安全方面，他们针对器材破旧，教员技术不熟练，设备简陋，制度不健全，缺乏经验等不利因素，要求全体同志，特别是飞行人员、机务人员、修理人员，要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细致扎实，兢兢业业，像姑娘绣花一样地做好一切工作，保证飞行训练少出事故或不出事故。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1946年7月下
旬的一天，飞行学员终于单独驾着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飞上了万里无云的高空。
教练机解决了，油料又成了问题。常乾坤等又发动群众来研究。有人建议：用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开汽车，能否用酒精开飞机呢？常乾坤觉得有理，于是决定试验一下。第一次用酒精试飞时，因为天气太冷，酒精度数不够，眼看着飞机飞上天，突然，听不到马达声了，飞机一直往下猛坠，在空中停了车，试验失败了。第一次不成功，再试！先使用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燃料，逐渐减少汽油的分量。经过试验、研究，在提高了酒精度数和加大了燃料喷嘴之后，试用96度的纯酒精飞行，终于获得成功。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的陈云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地对常乾坤说："你们为航校训练解决了大问题。"①后来，他们在哈尔滨办了两个酒精工厂，生产了大量酒精，保证了飞行训练。
参加飞行的人越来越多，训练也更加紧张，随之而来的是器材日益缺少，胶皮轮子和螺旋桨更是奇缺，只能几架飞机轮换着使用。由于没有补充来源，到了1947年下半年，情况越来越困难，器材已经用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常乾坤下决心减少飞行次数，压缩部分人员，按"保养技术，短小精干，持久延长"的方针坚持训练。
当时的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不仅吃不到肉和油，连细粮和蔬菜也很少见。常乾坤等就把飞行员、机务人员组织起来，开荒种地，上山打柴烧木炭，到兴凯湖去打鱼，冬季到草塘里，敲
①陈云同志听了常乾坤汇报航校工作后的指示，《东北老航校回忆文集》,1986年出版。
开厚冰抓泥鳅，春、夏季挖野菜、拣雁蛋，秋季打猎，来改善生活。常乾坤还和大家一起拉犁耕田，并告诉掌犁的同志，犁头角度多大才最省力，效果最好。他们住的房子很简陋，是紧急赶修起来的，既无取暖设备，窗户又不严密。夜晚，西北风卷着雪片打得窗户哗哗响，大家只得带着棉帽睡觉，冻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里兜圈子。没有冬季飞行服、皮大衣和毡鞋，也没有保险伞和保险带，飞行员只好穿着棉袄和单布鞋，用麻绳将鞋捆起来飞行；地勤人员的工作服是补了又补的；大家毫无怨言。
老航校的学员文化水平较低，对航空理论学不懂，实际操作困难更多。根据这些情况，常乾坤重新制订了训练计划，首先用3至6个月时间补习文化，使学员的文化水平达到初中二年级的水平，然后再进入理论学习。为解决教员力量不足和缺乏教材的问题，常乾坤带头并动员全校所有懂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的干部兼任一些课程，并动手编写教材。他编写的《空气动力学》等教材，深入浅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抽象的原理具体化，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1947年10月，上级对航校领导班子作了较大的调整，刘亚楼兼任校长，吴溉之兼任政委，常乾坤任副校长。常乾坤坚决服从上级的决定。尽管他改任副校长，加上他爱人曲冰千里迢迢来到老航校不久就病逝，留下一个孩子，但他的情绪一点也没有受影响，照常兢兢业业地工作。那时正值筹备招收新学员，常乾坤根据当时学校的器材情况，对应当接收多少学员，飞行训练如何分步骤，先培养哪种航空干部，各培养多少，器材如何解决，学生如何选调等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并详细地报告了"东总"。
常乾坤认为，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领导干部越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化、影响群众。凡是要求大家做的事情，他都带头去做。航校初建缺少理论教材，常乾坤带头找资料、搞翻译，把原编译的《飞行原理》、《空气动力学》等教材，都重新整理编印。学员文化水平低，他亲自给学员补文化课，又讲航空理论课。他房子的灯总是亮到深夜。他非常关心群众生活，有一段时间，飞行员光吃高粱米，特别是南方人，吃了不消化。对这个在航校范围内不好解决的问题，他和马文政委一起到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请求解决一些大米。那时东北的大米不多，主要是供应伤员。要大米要经过高岗批准才行。他们几次去找高岗，也未能解决，直至1947年春节，"东总"才发来一些大米和海带等物品，使飞行员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
常乾坤非常注重报刊工作。他认为革命的舆论既能推动工作，又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那时航校办有《星火》杂志，是学术性刊物；《航校》报，是综合性报纸；还有《学习月刊》。常乾坤非常关心这些刊物，他曾为《星火》杂志题词："只有彻底剔除旧思想意识的人，才能成为真正建立人民空军基础的骨干。"①他还经常抽空给校办报刊写文章，以指导教学工作。
常乾坤一贯生活俭朴，廉洁奉公。老航校创建时期，他同大家一起过苦日子。一次，航校办公室主任蒋天然在哈尔滨经营酒精工厂，完全出于对首长的关心和爱护，没经过商量，就用酒精厂的钱，给校首长每人买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一位干部到大连去，想到航校人员没有衬衣穿，就给校首长每人
(注①《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纪念册》第102页。）
买了一件衬衣。常乾坤认为这种作法是很不应该的，曾几次在会上作检讨。接规定常乾坤应享受小灶待遇，他在延安时就吃小灶，但老航校的生活很困难，他和大家一样吃高粱米、玉米面、萝卜、白菜和土豆。
航校建立之初，技术人员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从敌对营垒起义的同志；二是放下武器参加人民军队的日本人员。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常乾坤以认真负责、诚恳待人的态度去感化和教育他们。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位驾机起义的人，1947年3月，被任命为老航校副校长，分工主持一个机场的飞行训练。常乾坤鼓励他大胆工作。刘善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工作，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航校的训练。在起义人员中，还有白起、蔡云翔、何健生等，常乾坤也同样按照党的政策，放手使用他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航校，放下武器参加民主联军的日本人，共有300多人，其中飞行人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还有医生、护士、汽车司机等。常乾坤和校领导班子成员对这些人以诚相待，尊重他们，信任他们，鼓励他们用自己的技术为革命工作，将功赎罪，使他们完全打消了顾虑。这些人后来为我们培养航空人才做出了贡献。1946年2月3日是春节，通化发生了"二．三"反革命暴动，这是国民党特务勾结少数日本关东军溃散人员策划的。在老航校的日本人也受到牵连，一些人被审查，许多人甚为惊慌，担心会坐牢杀头。常乾坤参加了审查工作。他实事求是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没有冤枉好人，很快稳定了大家的情绪。
就在通化反革命暴动发生不久的4月份，由于战争形势所迫，老航校由通化向牡丹江转移。能飞的飞机都要从空中飞走。
敢不敢让日本人驾机转移？航校领导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意见各异。常乾坤认为既留用了他们，就应该信任他们，在关键性的时刻，放手让他们去独立完成任务，最有说服力，也最能感动他们。最后决定，让他们参加了空中转场。这些日本人深受感动，他们认真负责，任务完成得很好。一次，国民党飞机空袭牡丹江机场，为了保住装满飞机的机库，日本司机佐渡不顾个人安危，开着加油车在机场内奔跑，把敌机引开，保住了机库。日本人林弥一郎（林保毅）被任命为东北航空委员会委员、航空总队副总队长、老航校飞行参议等职，为老航校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常乾坤和其他校领导一起，带领全校人员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和毛泽东主席的教育方针，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人民解放军培养出各类空地勤人员500多人。
1949年3月8日，常乾坤、王弼等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航校工作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①
（四）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主要从
(注 ①常乾坤：《第一所航空学校》,《星火燎原》第8集第142页，1982年出版。）
老航校抽调。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兼航校副校长，王弼为军委航空局政委兼航校副政委。
航空局是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是成立空军的基础框架，是中央军委管理航空工作的部门。常乾坤出任军委航空局局长后，立即着手组建航空局机关，从东北老航校调来一些人，很快组建了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情报科和供给科，暂编64人。渡江战役后，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大城市和长江以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扩大。1949年5月，航空局机关增设了航行管理处、秘书处、政治处，人员增至172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城市陆续解放，国民党留下的众多机场、器材、航空人员需要接管。常乾坤派出干部，在各野战军的支持下，赴各地接收国民党空军人员、飞机和器材。到1949年10月底，共接收飞机113架，航空发动机1278台，各种航空物资器材4万余吨；接管飞机修理厂、航空配件厂、飞机装配厂、氧气厂、通讯器材厂等32个，收容一大批航空技术人员，使解放区 ，收容一大批航空技术人员，使解放区的航空技术人员达到2938人，飞机增加到159架。
随着解放区域的一天一天扩大，为了支援前方作战，为了恢复解放区生产，为了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民航事业，常乾坤带领航空局积极组织各地抓紧修复机场，创造条件开辟空中航线。到1949年10月底，共修复机场40个。经请示周恩来批准，先后开通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一苏联赤塔航线；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迪化航线；北京一石家庄一开封一武汉航线；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一上海航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驻香港的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的爱国员工酝酿起义，回归大陆。常乾坤亲自组织安排人员，使10月29日和11月9日两批起义的12架运输机，顺利安全地飞抵北京和天津机场。
常乾坤为了给正式建立人民空军作准备，领导航空局同志，精心设计制定了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人民空军的机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两边配以镶有金黄色边的红带，表现了人民空军在祖国大地上奋飞的雄姿。人民空军的军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配以雄鹰的两翼，象征着人民空军英勇果敢，为捍卫祖国领空安全而翱翔无阻。当时制定的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沿用至今，已成为人民空军光荣的象征。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派出飞机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当时正在积极准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北平的防空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在一次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副主席对常乾坤说：要召开政协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地面上由罗瑞卿部长负责了，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啊！常乾坤当即回答："行"。经过紧张的筹备，1949年8月15日，在北京南苑机场正式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担负起北京的防空任务。
开国大典空中受阅，是航空局负责组织的又一次重要任务。那时进行这样大型的空中受阅，没有组织指挥经验，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除了老航校来的和起义过来的几位共产党员外，飞行员大都是从国民党军队和航空公司刚刚起义归来的。飞机全部是缴获国民党空军的旧飞机。这样一支队伍接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检阅，飞越30万群众聚集的天安门广场上空，任务艰巨，困难多。常乾坤带着检阅飞行中的各种问题，深入群众，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意见，进行了空中照相试验，解决了受阅机队飞行员的配备和组成问题，圆满地完成了受阅任务。
军委航空局是人民空军的前身，常乾坤带领全局同志所做的工作，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的作了准备，打下了基础。
（五）
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当他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电报时，心情很激动。他给刘亚楼复电说："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建设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力！"
空军成立之初，首要的任务是组建航空学校。当时，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要组建6所航校，人员都是从老航校抽调的。常乾坤等给每所轰炸机航校分去飞行、机务人员各20名左右；每所驱逐机航校分去飞行员10名左右，机务人员20名左右。6所航校从部队共选调了1672名学员。第一批新建航校，经过紧张的筹备，均于1949年底和1950年初开学。后来。常乾坤提出原老航校还有一批力量，还有校舍、教员、飞机器材等，应当继续发挥作用，建议再办一所航校。刘亚楼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又增加了第七航校。
1950年6月，正式成立了空军混成第4旅。这是人民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该旅的第10团首先在苏联空军人员的帮助下改装喷气式战斗机，同年10月底完成了改装训练，10月17日，常乾坤代表空军陪同陈毅参加了交接仪式，并观看了飞行表演。
按分工，常乾坤负责空军的军事训练工作。那时航校训练和部队训练还未分开，他的主要精力是抓航校训练，加快培养飞行人员。军事训练中的突出问题是飞行事故多，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情绪和训练质量，常乾坤对此深感不安。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带领机关人员深入部队，充分发动群众，研究分析发生飞行事故的原因，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一是飞行员技术不熟练，操纵失误；二是有些领导只重视训练进度，忽视飞行安全工作；三是机务保障有薄弱环节。常乾坤适时地向空军党委提出建议，围绕提高各级领导对飞行安全工作的认识和责任心，提高飞行人员的技术和处置故障的能力，加强机务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意见。空军党委采纳了他的意见，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于1951年5月作出了《关于飞行失事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应将对于飞行失事的认识，提高到原则水平，把飞行失事的有无、多少，作为衡量空军各部门，每个人（尤其是飞行人员和机械人员）的各种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之一。1952年以后，空军召开了一系列安全会议，提出了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切实按章办事，做到"一切为飞行服务，为安全负责";做好飞行四个阶段的工作，开展飞行安全立功运动。空军还整顿了飞行纪律，制定了"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质量，保证安全"的训练方针，使空军的军事训练逐步走上轨道，训练质量有所提高，严重事故显著降低。
抗美援朝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空军参战。空军参战后，同朝鲜人民空军并肩作战，需要统一指挥。1951年1月7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提议按照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的联合集团军司令部。金日成同意这一提议。1月10日，空军党委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成立联合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确定由常乾坤提出联合集团军司令部所需各种人员的编制。1月16日，空军党委又研究了集团军干部配备，并决定常乾坤立即着手筹组指挥所。1月28日，常乾坤率领新组成的前线指挥所60余人，由北京启程赴朝。2月5日到达平壤以北之君子里，后在三神炭矿建立了指挥所。1951年3月15日，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3月30日，中央军委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刘震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王涟（朝方）、常坤兼任副司令员，沈启贤为参谋长。常乾坤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机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①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他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当时的季节天寒地冻，机械很少，大部分靠人挖。铁镐下去，只出一个白点。加上敌机扫射轰炸，时常是机场刚修好，又被炸坏了。据统计，在修建6个机场过程中被敌机轰炸72次，投弹6826颗，炸死炸伤修建机场的军民551人。广大军民不怕牺牲，不怕艰难，坚持抢修。敌机轰炸时就躲，敌机走后继续干，炸坏了再修。常乾坤经常带领人员深入施工现场，指导施工，检查质量，鼓励军民。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51年9月以前，共修好6个喷
(注①《空军抗美援朝后勤工作大事记》,1965年编，未刊，存空军档案馆。）
气机机场和10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翻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常乾坤在朝鲜还负责了解美国空军在朝鲜与志愿军空军空战情况，经常组织参谋人员，汇集这方面的资料，加上分析意见，发回国内参考。
常乾坤在朝鲜期间，同大家一样住山洞，吃炒面、饼干和罐头，生活十分艰苦。美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有一次把他们住的山洞洞口炸塌，封住了出口。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幸好电话线没断，打电话通知别的山洞，才把他们抢救出来。
常乾坤非常尊重朝鲜同志。当时任朝鲜人民空军司令员的王涟，在苏联学习航空，后来到中国，曾在常乾坤领导下工作过。但常乾坤非常尊重他，主动和他商量问题，密切配合工作。常乾坤还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和朝鲜同志搞好团结。他的工作和作风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1953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是开始自办航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西。主要措施是，把原来的既训练飞行人员，也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学校，分建为单一的飞行航校和地勤航校。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四项工作：
第一，组织实施分校。将10所航校，分成7所培养空勤人员、3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先后于1954年成立十二航校，1956年成立十三航校，1957年成立专门为民航培训飞行人员及其他干部的十四航校，使空军各类航空技术人员的培训成龙配套，形成了不层次的网络。
第二，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定了5年的训练计划。为帮助学员更快学习技术，推广直观教学法，广泛发动群众制作各种直观教具，1953年还专门在北京举办了教学模型展览会，总结、交流了直观教学的经验。1953年12月，空军党委指出，提高教员的水平和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为落实这一指示，常乾坤指导机关的同志，认真组织教员在职学习理论，进行短期轮训，并组织部分教员外出参观、实习，取人之长，充实自己。同时，将一批干部送到指挥员训练班轮训，提高他们的指挥能力。
第三，1954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如"在理论教育的三个过程中的六个教学原则"、"在飞行训练六个阶段中的六条教学经验"和"树立正确的教学思想，改进教学作风"等。还宣扬了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徐庆春等的先进事迹，推广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对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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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建立预科教育制度。改进过去招收的学员直接进航校的办法，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应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预科学校主要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对学员继续进行审查，然后按期给航校输送。建立预科教育制度，进一步保证了学员的质量，使航校能集中力量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8年9月，常乾坤兼任空军学院副院长。建学院时，他亲自选点，精心组织施工，较快地完成了该院的基建任务。
1959年1月，空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条例的指示，召开了各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作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进行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的决定，并成立了空军党委条令编审委员会。同年11月，空军党委决定成立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常乾坤是3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编审小组突出抓了编写工作的方向、方针、原则、计划安排和方法步骤，同时还具体审查各条令、教材的纲目，对重要的条令、条例还逐章逐条逐句进行审查。
为搞好条令、条例的编写工作，空军分期分批地从机关、部队、院校抽调了1112人，分别集中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专门从事编写工作；对一些专业性的教材则指定有关院校负责编写。常乾坤经常深入各编写点检查、指导工作。
编写空军各种条令、条例、教材，需要参考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有关资料。常乾坤指示有关部门，为各编写点调来俄文、英文、德文等翻译人员几十名，他自己有时还深入到翻译组指导工作。翻译人员努力工作，译出了大量资料，为空军条令、条例编写工作提供了足够的参考材料。
到1965年8月，空军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大纲、教范、教科书、技术原理等306本，常乾坤参加了大部分条令、条例、教范、教材的审查工作。这批条令、教材，对空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60年9月，常乾坤兼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政委，主要是组织领导学院的筹建工作。空军工程学院的地址定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为基础组建的。但该院航空系的师资已转移到西北工业大学去了。常乾坤不仅要考虑学院的基建，还要准备筹组教学人才问题。为了建好这个学院，他亲自到哈尔滨工程学院去研究学院组建的有关问题。在学院修建过程中多次出现资金、材料短缺，甚至停工待料，常乾坤及时请示、报告党委和有关领导给予解决。学院建成后，院址到西安市区有一条土路，公共汽车无法通行，全院家属子女上班上学发生困难。常乾坤多次去找当时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省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这条土路修成了柏油路，解决群众的困难。
空军是由多兵种组成的，技术复杂，科研工作处于重要地位。常乾坤于1958年3月至1960年5月、1963年8月至1966年5月，曾两次担任空军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1958年3月，常乾坤着手组建了空军军事科学研究部。为了开展科研工作，在各军区空军和空军军、师、团里，都成立了科学研究指导委员会（简称科委），并在各军区空军设置科研室或科研处，作为军区空军科委的办事机构，军设科研科、师（校）级单位配备了科研参谋，具体承办科研业务，从上到下组成了领导科研和技术革新的体系。随后，根据空军的兵种类别组建了雷达、通讯、导航、航空技术装备、航空医学等一批研究所，还成立了空司防化研究室、空后油料研究室，配备了科研骨干，为空军的科研工作摆开了摊子。
1959年1月，常乾坤组织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和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下发部队。决定明确了空军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和原则，要求各级党委要参加并主持科研工作，空军各业务部门应对本业务系统的科研工作直接负责，把科研工作当作本身业务工作的组成部分。
为了推动空军的科研工作，1959年1月30日，常乾坤负责筹备召开了空军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空军的科研重点应放在对新武器装备的研究提出建议和要求，研究使用新武器装备的战术，改进维护修理，延长使用寿命等方面。各研究所按照这一重点，结合空军作战、训练，开展研究。航空技术装备研究所首先取得了成果。他们研究改装了米格﹣17Пф飞机，1959年5月29日夜，用这种改装的飞机将国民党空军窜入大陆的1架 B -17型飞机击落。
后来，空军提出了"发动、组织、鉴定、综合、提高、推广"的科研方针。常乾坤认真贯彻这一方针，充分发动群众，坚持开展群众性发明创造与专门科研相结合，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主要有将米格﹣15和米格﹣15比斯型飞机改装成教练机，自己研制飞机零备件和各种飞行训练模拟器、飞机加装俯冲装置和地面雷达练习器等等。1964年，空军对1959年以来的研究、革新成果进行清理鉴定和验收，筛选出有推广价值的项目7615项。1965年6月至9月，全军举办的装备革新展览，空军选送415项，有326项获奖。
随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空军作为使用单位，科研部门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试验等一系列工作。1962年1月，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任副主任委员。办事机构﹣"航定委"办公室，设在空军科研部，负责组织产品鉴定工作。到1966年5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5、歼﹣5、运﹣5、直﹣5、初教﹣6、歼﹣6、歼﹣7等型飞机的生产定型工作。常乾坤还参加了强﹣5、歼﹣8飞机的试制和试飞研讨工作。当时由林彪签发的一个文件，要求一定在1970年"七一"前让歼一8飞机飞上天。常乾坤以科学的态度，经过各方面的调查论证后认为，有的单位的产品未达到规定的技术指标，新工艺、新材料没有经过严格的试验，飞机机体强度静力试验不合格等，目前还不具备试飞的条件。如果强行试飞，后果不堪设想。后来他与航空工业部、航空研究院的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统一了认识，终于使歼—8飞机试飞暂不进行。常乾坤为歼一8试飞把了技术关①。 后来，条件成熟了，才组织了试飞，并获得成功。
在刘亚楼、常乾坤等空军首长领导和组织下，空军科研部门和部队还参加了我国发展核武器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产品运输、烟云取样、剂量侦测、空中摄影以及进入沾染区观察爆炸效果等任务。
中国民航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归空军管辖。民航领导机关的建立，飞行人员的培养、调配，机场的使用，飞行保障，航线开通，都是在军用、民用两利原则下统筹安排的。空军曾分工常乾坤管过一段民航工作。他和民航局领导同志相处得很好，遇事总是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同他们一起商量。他经常去民航检查工作，认真贯彻周恩来对民航“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②的指示，反复强调安全工作是衡量民航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志，要求大家千方百计搞好安全工作，做到万无一失。他也非常重视搞好民航的服务态度。一次，朝鲜外宾在哈尔滨民航站受到非礼待遇，常乾坤抓住这一事例，多次对民航工作人员进行教育，要求他们进行整顿，举一反三，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民航全体人员受到教育，服务态度有很大的
①邹及心；《关于歼一8“七一”上天问题的回忆材料》(1991年2月21 日）。
②周恩来对民航工作的指示（1957年10月5日）,《当代中国民航》第108页。
改进。
常乾坤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为中国革命事业特别是人民空军的建设兢兢业业工作。1971年4月，他感到身体不适，仍坚持工作。后来，他准备出差去研究歼—8飞机定型时，患重病，经医院治疗无效，于1973年5月20日不幸逝世，终年69岁。 常乾坤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8飞机，他为人民航空事业和人民空军的建设奋斗终生。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宋承志、苏进、裴丽生、马文、卢竟如、吕黎平、白平、李雪炎、 吴肃、方子翼、方槐、姚峻、袁彬、李向民、赵群、刘洪德、黄 乃一、何健生、邹炎、张凤岐、徐昌裕、李奎、孟华、凌祖佑、马列、鄢仪贞、孟力、王智涛、顾青、李振兴、陆石麟、邹及心、方 致远、杨培光、华龙毅、施谛、邢海帆、韩志明及常乾坤亲属的 回忆材料和访问记录。
2.《空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
3.《东北老航校回忆文集》,1986年出版。
4.《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纪念册》,1987年出版。
5.《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6.《星火燎原》，第8集，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
7.《通天之路》,1990年出版。
8.《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0卷第2期。9．总政治部、空军档案部门保存的常乾坤的档案、讲话及调查研究资料。
